改革先锋周冠五

改革先锋周冠五

周冠五，曾名李均。1918年生，山东金乡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石景山钢铁厂副厂长、厂长，石景山钢铁公司经理，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兼首都钢铁公司党委书记，首都钢铁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是中共八大、十大、十二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2007年4月20日逝世，享年89岁。

“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负”，这16个字，掷地有声。

这是首都钢铁公司承包制的精髓之语，也是日后国企改革的标准阐述，而这16个字诞生于1979年。

1979年，周冠五以“承包制”的惊世之举成为中国企业改革的先锋。时年61岁的周冠五，以知天命的年纪，给了当时的中国青春的一击。

“只要周冠五在一张纸上签个名字，那就是钱”

1919年，中国北方最大的钢铁厂选址在北京石景山，一批立志救国的有识之士憧憬振兴实业，这就是首钢的前身。1958年，国家投资2.4亿元人民币对石景山钢铁厂进行扩建和现代化改造，首钢结束了有铁无钢的历史。

在中国，很少有一家企业像首钢这样，具有一个时代的标本意义。

周冠五的人生与首钢同行。

1950年，周冠五32岁，时任解放军二野某军分区的副参谋长。当时新中国刚成立，战乱初定，亟须恢复生产，参加建设成为很多军人的理想，周冠五正是其中之一。

就这样，周冠五从一名军人转身，转业至当时的石景山钢铁厂。此后的40多年里，他再也没有离开过。

从外行到内行，从转业干部到一厂之长，周冠五在首钢的岁月，是自己的人生历练，也是首钢的锤炼之路。在上世纪80年代的首钢，周冠五声名赫赫。当时的中国，企业家这个词尚被含糊提及，周冠五就已经是为数不多的中国著名企业家。

对很多首钢人来说，首钢内部发行认购的首钢债券，票面上的花纹和图案没多大印象，但对上面周冠五清晰有力的签名印象深刻。当时没有人会质疑它的价值。有种说法，只要周冠五在一张纸上签个名字，那就是钱。这无疑也是周冠五权威的证明。

然而回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让周冠五感到最苦恼的是日常的企业管理越来越被束缚，身为一厂之长，很多事他做不了主。因为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即使是买本书，他这个厂长也必须奉命行事。与此同时，长期低工资、没有奖金激励的制度，限制了职工的创造力，周冠五每天都在苦思如何激发生产积极性。

“分配问题不解决别想跃进。”承包制在周冠五的酝酿中终于喷薄而出。

1979年初，周冠五亲自组织报告，送交北京市和冶金部领导，主动请缨，争当改革试点。

同年5月25日，国家经委、财政部等6个单位联合发文，确定京、津、沪8家大型国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改革。作为8家企业之一的首钢定为“利润留成”的试点单位，由此拉开了“承包制”的序幕。

“结束了很多职工30年没涨工资的历史”

1982年，国务院批准首钢试行承包制方案。周冠五迅速地提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管理法“三个百分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首钢的生产秩序迅速恢复，工人积极性被激发出来。

周冠五将生产任务和生产指标层层承包，级级承包，用这种新的激励机制调动首钢人的积极性。首钢职工的热情空前高涨，节约生产运动再次大规模展开，100项合理化建议被提出并实施。职工们的工资和福利提高了，结束了很多职工30年没涨工资的历史。

改革后的前三年，首钢利润净额年均增长45％，上缴国家利润年均增长34％，而到1989年，首钢实现利润年均增长依然保持13.5％，是当时全球钢铁公司年均利润增长率的2.4倍。

在“承包制”的基础上，周冠五又推出了岗位责任制，实行利润递增包干，把首钢制度上的领先地位延续了下来。

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并购，周冠五带领首钢继续先锋之路。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在周冠五倡导下，首钢先后兼并了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所属的13家军工厂、原冶金部所属的两家地质勘察设计院、原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所属的3家建筑企业。

1992年7月，国务院发文《进一步扩大首钢自主权改革试点的通知》，扩大首钢的投资立项权、外经外贸外事权、资金融通权。随后，首钢加快在国内兼并企业的步伐。

1994年，首钢以823.7万吨的粗钢产量一跃而成国内钢铁业群雄之首。11月，周冠五被评为中国改革风云人物。几个月之后，76岁的周冠五卸任，离开奋斗了44年的首钢。

后来有媒体记者去探访退休的周冠五，老人精神依然健旺，他记得很多首钢的事情，甚至叫得上来许多首钢员工的名字。

“在一个地方呆这么久不离窝儿，我可能是第一个吧。”周冠五说。

周冠五也会记得首钢东大门前那座12米的钢鹰塑像。

那尊展翅的钢鹰，气势恢宏，充满激情，像极了改革先锋周冠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