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穿越时空

同仁堂穿越时空

解放初的同仁堂

作为目前惟一仍留在同仁堂工作的乐家后人，乐拯努力回忆了之后说：“没有了没有了，都已经很透明了。”

现年39岁的乐拯是乐家第十五代，“我叔祖父乐松生去世后，几十年里除了我乐家子孙没有再进入同仁堂工作。”

时光回到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同仁堂面对的是一次重大变迁。

那一年的北京城，有个名字可以说是街知巷闻。他就是率领同仁堂完成了公私合营的乐松生。

作为一家老字号企业，同仁堂的命运有着特殊的昭示性。它的成功公私合营不仅代表着当时的潮流，也让乐松生成为那个时代的中国明星。

解放

39岁的乐显扬在公元1669年创办同仁堂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他的这家药店后来可以经历那么多朝代。自1723年清雍正帝钦定同仁堂供奉清宫御药房后，同仁堂独办官药188年，历经了300多年的光阴。

1949年1月，北平（今北京）解放。同仁堂的乐家老铺里，出了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伙计们成立了工会。在这个隶属于“北京市国药工会”的同仁堂工会里，伙计们开始要和老东家平起平坐了。

不久，职工们提出“要和资方谈判”。这在乐家人看来，算得上是“古今奇闻”。乐家接连派出几位德高望重的人物作为“资方代表”，但都和职工谈崩了。

见此情景，乐家各房疑虑重重、议论纷纷。就在他们认为谈判无望时，工会提出了一个方案：请乐松生回来代表资方谈判。

“那就让松生试试吧，别人反正是玩不转了，就看看他有没有金刚钻吧。”这是乐家一位长者的声音。

作为第十三代传人的乐松生时年41岁，是同仁堂的主要负责人，同时兼管着天津北京两地堂务。当时身在天津的乐松生急忙往北京赶，一想到职工指名道姓要他去谈判，心里就七上八下起来，担心应付不了职工闹事。从天津到北京本不长的一段路程，经他一番左思右想，竟觉得比往日远了好几倍。

在与职工的交流中，乐松生看到职工为同仁堂的现状和前途操心，他受到了震动。从此，他对“工人当家做主”这句话有了新的认识，进一步理解了共产党对于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双方的沟通很顺利，谈判很快就取得了进展，劳资双方很快地达成协议。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三天，同仁堂工会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联欢晚会，乐松生作为资方代表被特邀参加，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个联欢会其实还包括一项很重要的内容———推选同仁堂经理。

转折

1949年10月4日，在同仁堂职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联欢晚会上，乐松生唱了一段京戏《甘露寺》名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当他畅快淋漓地唱完“长坂坡救阿斗，杀得曹兵个个愁”，作为同仁堂乐家第十三代传人，他成为了解放后第一位由职工推选出来的同仁堂经理。

在那晚之前，作为资方代表的乐松生多少有些忐忑和迷茫，当职工宣布推选结果的那一刻，乐松生听到自己的名字，他甚至怀疑是不是听错了。

乐松生在职工热烈的掌声中冷静下来，他终于相信自己这个东家不但被职工所接纳，而且成了他们拥护的经理，成为了他们的“自己人”。

此后的日子里，乐松生放下了忐忑和忧虑，热情地融入到新社会的大潮中，他逐渐读懂了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１９５３年，北京市地方工业局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指示精神，选择了同仁堂等几家有影响的私营企业，首先进行公私合营的试点工作。

消息传来，同仁堂乐家又激起了巨大的震荡。

乐松生耐心地到乐家各房面前征询“公私合营”的意见。面对着各种抵触的声音，乐松生决心要申请公私合营、彻底告别伙计被迫改姓的旧同仁堂，但在此之前，他要做的是获得乐家其他各房的同意，而这绝非易事。乐松生分析利弊，讲明道理，不断向乐家股东们做说服工作。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也通过各级干部和乐家亲属，配合乐松生和各房沟通、谈心。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工作，乐松生的决定终于得到了各房的赞同。

１９５４年，乐松生正式代表同仁堂的资方向人民政府提出了公私合营的申请。这是同仁堂历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乐松生人生的重大转折。

合营

乐松生提交公私合营的申请之时，除了饱满的热情，也带着些许忧心。

以后同仁堂究竟会怎样？乐松生心里没有底。与此同时，乐家各房业大人多，内部矛盾重重，这也让乐松生不堪其扰。

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当时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同仁堂代表性大，影响面广，必须从统战政策的高度加以重视，一切有关公私合营的问题，必须经市地方工业局局长王甦和同仁堂经理乐松生商定，在他们两位的主持下开展工作。乐松生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他的信任。

同仁堂公私合营工作的方案，由北京市地方工业局和同仁堂所在地的区委、区工会研究提出，又报请市委统战部批准后，正式开始执行。

1954年7月28日，北京市派工作组到同仁堂进行公私合营的筹备工作，作为资方代表，乐松生积极协助工作组，召开职工大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采取座谈会、个别谈心等方式，解释同仁堂合营的步骤措施，指明合营后的前景，消除各种疑虑。他以热情、认真负责的态度，影响带动了股东和全店职工为合营作贡献，保证了合营工作的顺利进行。

８月２７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正式召开，公私双方在协议书上郑重签字，确定企业领导人职务，乐松生任经理，江涌波、乐益卿、刘璟任副经理。乐家在协议书上签字或盖章的共有36人。公私合营后的同仁堂由北京市地方工业局主管，公股投资二十五万，同仁堂的私人资本定为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一百五十二元二角五分。

供奉御药的同仁堂在经历了数百个春秋后，终于成了新型的公私合营企业。

新生

同仁堂合营后，迎来了新生。

１９５４年，刚刚公私合营的同仁堂还处于“江山未稳”的阶段，但同仁堂的产值还是比１９５３年增长了１６％还多。

同仁堂的公私合营，对国药业及其他行业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北京市扩展公私合营起到示范作用。在北京市政府组织的工商业者座谈会上，乐松生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讲述他所看到的事实：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主义前途结合起来，才有出路。

1955年初，北京市市长彭真亲临同仁堂会见了乐松生，对他带头实行合营和合营后的各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不久，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乐松生，毛主席亲切询问了乐松生的生活、工作和同仁堂的业务情况，鼓励他要为祖国医药事业多做贡献，这给了他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这一年，乐松生当选为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并出任北京市副市长。

同仁堂合营后，改变了原家族企业封建性的生产关系，焕发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同时通过清产核资、改善经营管理、增产节约、技术革新等一系列工作，同仁堂有了更大更快的发展，逐步显示出合营的优越性。

同仁堂公私合营的成功，还推动了北京全行业的改造，给其它老字号企业以积极的影响。

1956年1月4日，在乐松生带动下，全市327家国药店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国药业的带领下，许多行业的资本家也纷纷提出了申请。1月8日，包括国药业在内的20个行业、800多家商店同时被批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6年１月１５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大会。

当天，在天安门城楼上，乐松生代表全市工商界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敬献了北京市工商业在全国率先实现公私合营的报喜信，这一历史时刻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永久地记录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