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战上海”

陈云“战上海”

陈云

1919年，14岁的陈云第一次来到了上海，那时他是一个外乡来沪讨生活的小学徒。

1949年，陈云再回上海，这一次他是统领“新中国经济第一战”的主帅。

风雨几多载，革命之路犹如海上行舟。

革命岁月中的陈云曾多次踏足上海，尤以1949年的“新中国经济第一战”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上留下了特别的印记和不朽的风华。

上海不了情

1919年的江苏青浦（今属上海），码头上站着一位即将离家的少年。他的眼神里有离愁，但更多的是对于未知世界的兴奋与期待。因为他要去的地方叫上海。

他是14岁的陈云。

彼时的上海，是中国的城市之光。陈云是初到这繁华大都会的无数外乡人中的一个。

到上海后，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当了一名小学徒。此后的几年里，在这家中国近代有名的企业里，他逐渐由学徒升到店员，期间学到了不少商业知识，还学会了打一手好算盘。更为重要的是———在商务印书馆，只有小学文化、自述“连报纸都看不懂”的陈云完成了人生的重大转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5年，20岁的陈云参加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同年8月，他担任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发动并领导所内职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罢工并取得胜利。随后陈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劳工组织者从事党的活动。

此时的陈云已不再是6年前初到上海的小学徒，他已经成为一名追求自由和理想的共产党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云离开了商务印书馆，离开了上海。而再回沪上，已是1935年。

1935年6月，陈云奉命离开长征队伍，到上海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并开办了一些商业机构为党筹措经费，正是在此期间，他展示了卓越的“经营头脑”，他经营的商业企业成效卓著，受到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表扬。

后来，因斗争形势恶劣，陈云再次离开了上海，但他的经济才能，却从那时起得到了周恩来的注意和肯定。

新的战役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接收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长年的战争已经使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到处是战争创伤，工厂停工、交通瘫痪、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

一位美联社记者在发出的电讯中说：“这个国家太大了，又穷又乱，不会被一个集团统治太久，不管是天使、猴子，还是共产党人。”

物价能不能稳住？通货膨胀能不能抑制？肆虐一时的投机资本能不能根除？这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共产党人面临的全新考验，也直接关系到新政权能否稳固、能否长久。

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这是一场全新的战役。

这场战役的结果只有一个：必须赢。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在资本家集中的上海接受挑战，在经济上打胜这一仗，才能在上海站住脚，并进一步稳定全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选谁去当统帅？周恩来把目光放在了陈云身上。

陈云的理财本事在党内有目共睹。除了30年代初在上海开办商业机构为党筹措经费，1944年陈云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时同样为边区经济工作做出了贡献。而东北解放后，陈云更是出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东北的经济在他的主持下迅速恢复。所有这一切，都让周恩来对陈云的经济才能十分看好，因此他向毛泽东推荐陈云作为上海经济战役主帅的人选。

面对这场“新”的战役，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要组建一个指挥部，中财委就是这样一个机构。1949年7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正式成立，陈云担任主任。

中财委刚成立，7月19日，陈云便启程奔赴上海，而在此之前，上海的银元之战已经打响，这是上海金融战的第一仗。

银元之战

汉口路422号，是一幢九层高楼。在今日的上海，它只是一栋普通的老楼，而在62年前，这里是上海滩鼎鼎大名的证券大楼、银元黑市交易的“黑窝”。这里每天上午都挤满了做银元投机买卖的经纪人，处处可遇进行非法交易的银元贩子。他们声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在他们的身后，是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势力和国民党潜伏势力。他们希望通过贩卖银元操纵金融市场从而搞乱上海经济，导致银元在短短两天之内上涨近两倍。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按照陈云原来的设想，通过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人民币很快就会占领上海。然而，不法资本家耍了个花招：等人民币兑掉了金圆券后，再用黄金、白银、美元打击人民币，使人民币迅速贬值。在他们的操纵和宣传下，上海各商业机构一时间都只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人民币几乎无法流通。

陈云冷静地分析了上海金融形势之后，与当时担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决定直接打击不法资本家操纵银元的大本营———位于上海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的证券交易所。

1949年6月8日，陈毅、陈云联名致电华东、华中局，命令他们封锁上海证券交易所，严厉打击投机分子。他们还指示：为了更有力地打击上海投机商人，先派出秘密人员打入证券大楼侦察情况，对违法商人的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确定一批应当扣押人员的名单，然后再行动。

6月10日上午10点整，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军警，10辆军车浩浩荡荡抵达交易所所在的汉口路，运来了一个营的兵力，很快对交易所周边实施了军事封锁。200名身着便装的公安干警更是一早就混进了交易所，里应外合扣押了名单上的238名投机商人。查封行动一共抄没黄金3000多两、银元3万多枚、法办投机分子200多个。消息传开，市场上银元价格暴跌。

这场上海“金融战”的第一仗，赢得坚决果断。

在这之后，陈云继续部署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命令铁路交通一律只收人民币，税收也一律征收人民币等等。经过几番较量，人民币终于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初步稳住了上海的金融市场。

剑指“两白”

随着银元之战的胜利，投机势力将视线转移到了别处。此时，一场天灾成为黑幕的开启者。1949年7月，华东、华北地区先后暴雨成灾，上海粮价应声而涨，投机资本纷纷转战大米和纱布。上海的物价暴涨很快造成了全国市场波动。

当时，陈云把大米、纱布、煤炭这三样东西简称为“两白一黑”，他认为“黑”即煤炭问题比较好解决，关键是解决大米和纱布问题。

陈云认为，要抑制飞涨的物价，首先要从稳定粮价开始，解决了吃饭的大事，其他事情就好解决了。陈云急电东北财委，紧急调一批粮食支援华北地区，还派中财委的一个副秘书长专程前往东北，坐镇沈阳，保证东北每天发一列车粮食到北京。在北京，他指挥有关部门在天坛打席囤存粮食，每天都增加囤席存粮的数量。上海乃至全国的粮食投机分子看到国家手中有粮，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解决了一“白”大米问题后，陈云紧接着就去解决另一“白”纱布问题，当时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到处收购纱布，将其囤积，控制市场。在投机分子的疯狂抢购下，上海棉纱的价格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上涨了近四倍。棉纱价格的上涨，带动了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在此情况下，陈云一直冷静地观察经济形势，他在内部发出指示：要让资本家怎么吃进去，再怎么吐出来。

陈云提出的策略是，将冷货闲货抛给资本家和投机商，但不把主要物资给他们，等收紧银根、物价平衡之后，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再趁机买进，然后再寻找机会用经济手段打击他们。陈云的想法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赞成。

通过具体分析市场上商品和货币的流通情况，陈云得出结论：物价综合指数要比7月底上升2倍至2.2倍，才能使两者大体平衡。11月中旬，物价已涨了两倍，涨势渐趋稳定。

陈云认为时机到了。

最后一击

1949年11月25日，陈云下令全国统一行动，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纱布。

当时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不法资本家认为是进一步囤积的好机会，马上大量购买。等他们买进大量纱布后，上海等地的国营纱布公司开始源源不断地抛售，一边抛售，一边降低价格，不法资本家见大事不好，也赶紧抛售，这样，纱布的市场价格就越来越低了，投机商们大大地赔了本，手里的资金很快就不够用了。

与此同时，陈云下令中财委几路进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与公安部门经过充分准备，对地下钱庄进行了突击清查，这一招截断了投机资本的资金来源。

投机资本阵脚大乱，他们赶紧抛售手中那些高价吃进的纱布，但他们抛得越多，亏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也就越快，再加上国营公司的降价推动，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一天之内就掉了一半下来。

纱布价格的降低，很快就带动了其他商品价格的降低，使上海和全国各地的物价基本稳定了下来。

自此，上海工商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执政能力刮目相看。有人竖起大拇指说，那个商务印书馆的小个子(陈云)确实不简单。

紧接着，陈云再次建议发行公债，控制流通货币量。1950年1月，中央政府开始发行2万份公债，银根收紧，拖住了大批游资。

在上海粮食市场上，历来就有春节后“红盘”(指正月初五开市)看涨的老规律。投机商看准这一点，四处囤积粮食。陈云领导中财委做好了万全准备。上海周边已然形成了三道粮食防线，三道防线合在一起，粮食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

1950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五)，上海粮食市场并没有“红盘”开出。投机商们傻了眼，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上海持续十几年的通货膨胀终于被驯服。这场没有硝烟的新中国金融第一战以投机势力彻底失败而告终。

“红盘”之战以后，上海金融趋于稳定。毛泽东对这场金融经济战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毛泽东引用诸葛亮《前出师表》“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为能”赞扬陈云“可称之为能”。

1949年陈云“战上海”，成为这座城市的一段峥嵘岁月。

背景1949年的上海齐雯/文

１９４９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新政权接管了这座著名的城市。与解放军一起进城的还有４０辆美国道奇卡车———车上满载着由东北、华北、华东印钞厂印制的４亿元人民币。

但对大多数市民而言，共产党、解放军、人民币是完全陌生的，加上战乱不休、物价连年飞涨，迅速红火了街头的银元买卖。南京路上四大私营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大小商店闻风挂出告示牌，讲明只收银元。

投机分子气焰嚣张四处散布：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一时间，银元、黄金、美钞充斥市场。人民币却只能堆在人民银行的库房里———早晨起来一摞摞地被人提取走，晚上又差不多原封不动地一摞摞存回来，压根儿进不了流通市场。

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人民币受阻的背后是一个更加棘手的“烂摊子”。

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主要势力集中在上海。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利用手中掌握的经济实力，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了进攻。他们操纵粮食、棉花等重要物资，囤积居奇，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通货膨胀。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工业产值和贸易总额约占全国的一半，有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之称。同时，上海也是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市，是帝国主义和各种力量汇集的一个焦点。上海独特的地位决定了接管上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早在上海解放之前，毛泽东就深刻地指出: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甚至我们的敌人都将以上海工作的好坏来考验我们党有无管理大城市及全国的能力。

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国内外投机资本的聚集地。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造成市面上投机成风。1949年10月15日至11月中下旬,由于投机资本家兴风作浪,新中国经历了第一次，同时也是最严重的一次物价暴涨风潮。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一面对上海海口实行封锁，妄图阻断上海的内外交通，断绝粮食、棉花及工业原料的供给，从经济上窒息上海；一面又派遣飞机侵入上海领空，对上海实施狂轰滥炸，破坏生产、生活以及市政交通设施，以使上海陷于机器不转、电灯不亮、汽车抛锚的瘫痪境地，企图把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面对严峻形势，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在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和中财委主任陈云的领导下发起并打赢了中国经济第一战，最终制住了不法投机资本家，遏止了恶性通胀，一举稳定了全国物价。这也为20世纪50年代前期对资本家进行利用、限制、改造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同时从接管上海的第一天起，中国共产党就把目光聚焦到了这个城市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在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时，新政权采取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办法，保证了边接管边生产。而对于大量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产业，则采取了保护其发展的策略。

上海是当时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由于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接管上海过程中，没有一位大企业家离开上海，反而有一些在海外的大企业家陆续回到上海，其中就有沪上赫赫有名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以及日后为新中国经济立下重要功绩的荣氏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