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党银号”经理薄一波

“上党银号”经理薄一波

薄一波在山西

1938年的夏天，30岁的薄一波站在山顶，远远注视着森林掩映中的小村庄。他刚刚做了一个决定，将上党银号驻扎在这个地理位置既险要又隐蔽的村子里。

一年前的8月，“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正式成立，薄一波任抗战决死队政治委员兼总队长，这是山西第一支特殊形式的抗日武装。10月，薄一波率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纵队及山西省第三行政专员公署进驻沁太岳山区县，创建以沁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太岳区抗日根据地。

1938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扼杀建立之初的晋冀鲁豫边区，不仅进行残酷的军事进攻，还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由于根据地所处的位置在各县的交界区、游击区等偏僻落后的山区，又加之日军扫荡后留下的创伤，根据地民生凋敝，社会经济困难，市场上金属铸币被百姓储藏，原有的货币失去购买力，货币交易出现了以“小米”为计价单位的物物贸易，金融市场满目疮痍。

1938年4月，在粉碎日寇第一次“九路围攻”晋东南行动后，为了支持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建设事业的发展，维持战时经济和统一财政管理，掌握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货币紊乱现象，抵制伪币的推行，保证抗日救国顺利进行，经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司令部和三专署、五专署共同商定，成立自己的银号，掌握自己的财政命脉。

同年8月，时任山西省第三行政公署专员的薄一波在沁县郭村创设上党银号，经理由薄一波兼任，王鹤五、王干卿任主管。银号下设会计股、发行股、总务股。并随即发行了壹角、贰角（两种图案）、伍角、壹元、伍元（两种图案）共五种面值的上党银号币（均由上党银号印刷厂印制），在晋东南三、五两专区市场上与省钞、法币同时流通使用，上党票与省钞比值为一比一。

当时，创办银号的基金近百万元。一部分是阎锡山给抗日部队的经费；一部分来自于三专署财政拨款、各县士绅富商捐助和百姓捐助抗日政府。薄一波后来在《沁县人民革命斗争史》回忆录中提到：“上党银号开始的资金，阎锡山不是给咱们点钱嘛，八路军不是也有点钱嘛，开始就是这个资金，资金也不大。”同时，银号也是初级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实地采访后写道：“银行的简便，会让西方的银行家们瞠目。”

当时的晋东南存在着各色各种的杂币，其中不仅有各种银行发行的钞票，而且数以千百计的杂货铺、当铺、饭馆等店铺出的期票也进入了流通领域。上党银号正是通过兑换逐步清理了杂币，使币制得到统一，也稳定了币价和物价。在兑换中，经过一定的审批手续，人们也可以用上党票无限制地兑换法币，以方便群众，活跃经济。上党银号还提供低息借贷。通过此项业务，扶植群众生产，促进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和对工人进行救济。上党银号借贷利息一般为月息六厘，期限为两个月，比社会上的借贷利息低了一倍还多。上党银号通过报纸等宣传渠道，反复向群众宣传抵制伪钞的重要性。采取有效措施严禁伪钞在根据地流通，并广泛宣传辨认伪法币、伪省钞的方法，从而把伪钞逐步地排挤出流通领域，巩固了法币和省钞的地位。

上党银号在晋东南地区抗日民主政权的监督之下发行了一定数量的流通纸币，即上党票。上党票的发行，其最大的特点是发行数额大，人民有了自己的主币。上党票在根据地流通使用的范围广，占领了68％的日伪“联合票”货币市场。上党银号在统一战线形式下，财政权完全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八路军手中，是完全独立的金融货币机构。资金的使用直接服务于中共领导的抗日组织和抗日军队。

上党票的发行，使敌人不能再用伪钞通过正常的商业流通形态从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得到一斤米、一担菜，这是对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企图的一个极大打击，有效保护了人民的劳动成果。

上党票的流通范围，最初是在三、五行政区境内（即太行、太岳地区）。后来随着抗日民主政权威信的提高，上党票流入了敌占区。1940年初，上党银号结束，其财产并入冀南银行时上党票共发行近400万元。

让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是银号的生存状态。战争时期,战斗十分频繁和激烈,业务人员是一手拿枪、一手持账，白天工作，夜间行军，跟随部队与敌人周旋。特别是会计和出纳更要具有坚定的决心和不畏牺牲的精神，千方百计，采取各种途径，保证账款的安全，做到“人在款在，款在账在。”储备金的黄金、白银、银元等财宝，都要埋在地下或藏在山洞里。埋藏时，只有银行经理、出纳和一名党员知道所藏之处，并且根据当时环境只能将埋藏地默记在心里。

薄一波领导的上党银号在极其复杂的战争环境中，为掌握和发展太岳革命根据地的财政金融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支持边区政府活跃抗日根据地经济和有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经济封锁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随着冀南银行成立，以掌握根据地财政、活跃金融，抵制、打击伪币，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支援抗战为己任的上党银号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

多年后，当年的上党银号经理薄一波成为解放后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