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中国经济陷入滞胀应当着重注意两个方面。首先,产业结构升级不能急功近利。部分舆论认为,中国紧缩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政策有利于倒逼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实际上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已经根深蒂固,过激的调控政策会导致我国实体经济受到影响,从而我国经济陷入滞胀的可能性增加。
“滞胀”隐忧
来源:中国企业报 作者:本报特约记者晓风张金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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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胀”隐忧
通货膨胀的阴影尚未退去,滞胀(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威胁却又迫近。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宏观数据,4月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5.3%,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6.8%。虽然CPI较上月小幅回落,但回落幅度低于市场预期,通胀压力不减。
自2010年初,中央已先后四次上调基准利率、十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并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其目的就是为了抑制高通胀。在高通胀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放缓,使中国经济面临两难选择。
为了抑制高通胀,必须出台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这样又会降低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滞胀的威胁越来越近。实际上,在3月上旬召开的政协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就提到了对滞胀的担忧:“滞胀就是通货膨胀没有管住,同时经济发展速度降下来了,这是最坏的结果。”
苗头隐现
4月份,我国PMI数据出现了反季节下降。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4月份PMI为52.9,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
4月份,一般为制造业景气程度较高的月份,除2005年外,其余年份当月PMI指数均呈现回升态势,平均值高达57。而今年4月份PMI却呈现方向回落态势,表明制造业整体景气程度在下降,紧缩的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逐渐显现。
“4月份PMI的微降并不意味着当前通胀压力已有所减缓,或暗示未来经济增速与通胀压力有可能呈同步趋缓趋势。”上海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正彦表示。
从分项数据看,4月份的新订单指数、工业生产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购进价格指数和进口指数全部转为下降。特别是从需求的先行指标看,反映内需的新订单指数明显回落1.4个百分点至53.8%,反映外需的新出口订单指数也回落1.2个百分点至51.3%。
无独有偶,一季度消费、出口增幅均出现回落。新出口订单指数回落,可能预示出口增速继续降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PMI指数反映中国经济增速仍有下降的可能性,特别是需求增长减慢导致库存调整,并引起经济增速下降的可能性增加了。
与PMI数据相对应的是,在实体经济中,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工资成本不断增加、企业越来越难获得贷款。这与2007年的情况极其相似,同样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工资成本增加,从紧政策下企业很难获得贷款。4月份的PMI数据恰好反映了企业担忧旨在治理通胀的紧缩政策还将延续。
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必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经济的增速,如果在通胀不能得到遏制的情况下,经济增速再放缓,那么滞胀为期不远。但就目前情况来看,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二季度不会改变。
在申银万国首席宏观经济分析师李慧勇看来,目前的宏观形势比2007年更加复杂,至少2007年可以判断经济过热,但是现在是热中带冷,冷中有热。国内众多的经济学家和分析师也纷纷认为,中国的经济形势极其复杂,也因此导致了他们对于中国经济是否处于“滞胀”的判断存在差异。
“滞胀”争论
早在去年年底,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在2010年恩比特(新智库)经济论坛上表示,2010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可能已经进入滞胀期,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受影响难以提高,物价水平高,失业率高。
贺铿分析称,区别于发达国家所表现出的经济低水平,高通胀、高失业率的“滞胀”定义,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保持在10%以上增长,“假如2011年GDP目标定在8%,CPI放宽为4%。那么,如果两个数值都兑现,对中国而言,就是滞胀。”
在今年“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
贺铿表示,如果压通胀,就容易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而如果刺激经济,又容易导致通胀加剧。滞胀让中国经济陷入两难境地。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表示,从去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确出现了滞胀的风险。2010年的CPI数据呈现逐步上行的态势,然而去年经济增长却是出现了反向下行的趋势,经济增长率与物价指数之间出现了“喇叭口”。考虑到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基数较大,因此滞胀的风险并未消除。
此前,经济学家厉以宁也提出,当前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防止通胀转向滞胀。当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定要保持适度,如果经济增速降到6%,否则就有可能出现滞胀。
但也有专家和机构分析师持不同的观点。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5月11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来说滞胀是通胀长期发展的结果,很显然,中国当前经济只具有进入滞胀的风险,却没有真正进入滞胀阶段。”
白朋鸣表示,一方面,中国通胀的治理情况正在得到缓解,我们对中国通胀在下半年得到遏制充满信心,紧缩性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政策正有效地遏制国内成本推动型通胀和输入型通胀。另一方面,4月份PMI指数环比下降0.5%,显示实体经济发展减速。但是国家调整税收政策、提升基础建设速度,正有效地刺激实体经济发展。两方面措施保障中国经济现象不会持续恶化。
专家和学者们对于中国是否处于“滞胀”的判断标准不一致,也导致了判断结果的差别较大。
白朋鸣认为,中国经济陷入滞胀标准为传统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以及高通胀、低消费意愿现象持续得不到解决。首先,中国传统经济受到重大打击,其表现为东部沿海省份出现大规模中小企业“倒闭潮”,说明我国实体经济发展进入萧条时期。其次,我国的通胀情况持续得不到解决,全年CPI增速维持在5%左右,同时,消费意愿持续下降,制造业出现天量库存。届时,我们就可以认为,中国经济陷入滞胀危机。
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中国有滞胀的苗头,但目前没有进入滞胀。如果GDP的增速在8%以下,则我国经济滞胀的风险会大大加大。经济增速8%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标准。
潜在因素
对于中国可能滞胀的成因,更多的专家和学者认为是内外两重因素造成的。
贺铿认为,滞胀是中国财政扩张留下的隐患。中国长期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特别是2009年实施的财政政策导致政府赤字10500亿元,货币宽松政策也使新增贷款规模达9.6万亿元。
实际上,与2009年相比,2010年新增贷款也达到了7.95万亿元,超过了既定的7.5万亿元的目标。一些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去年新增贷款总额超出预定目标4500亿元,显示出监管层在抑制信贷增长方面面临一定挑战,未来会加强从严调控的预期,所以今年差别准备金率政策和加息等紧缩的政策更加频繁地使用。
贺铿分析,采取的这种凯恩斯式的财政投入和扩张显然不可持续,一旦恢复正常,问题就会出现。
一方面,一旦财政扩张停止或规模跟不上,容易导致烂尾工程,另一方面,高铁、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过于超前,并且短期内非但不能带来实际效益,相反还有亏本的风险,以中国最好的两条高铁,京津高铁客流丰富,但每年却仍亏损3亿元,那么,客流不足的京广高铁面临亏损更可怕。如今,高铁每公里1亿元的造价被认为让铁道部门债台高筑,未来债务如何偿还仍是一个问题。
与国内情况相对应的是,美国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外资大量净流入,尽管这两年有所缓解,但是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依然突出,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中国国际收支平衡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十分重要,必须对进行战略性调整。
中国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邓先宏表示,由于经济周期不同步,加之量化的宽松货币政策,国际上的投资大量涌入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加大新兴市场的通胀压力。将对金融市场造成较大冲击。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强化了全球其他国家对美元贬值的预期,将美元以外的货币置于不利地位,全球货币战、资源战、贸易战悄然兴起,将进一步加剧全局经济不平衡。
货币大量超发和国际热钱的涌入,造成了国内的流动性过剩,相应的CPI长期持续高企,物价高涨,通胀压力难以见顶。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陈炳才也认为,2009年近10万亿元的信贷投放和2010年近18.75%的信贷增长计划,在后续的时间内对物价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必然产生推动作用。
而近期国家发改委一系列的约谈措施,虽然使部分日用品价格的涨价趋势有所缓解,但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随着紧缩的货币政策的持续,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将加大,进而进一步促使中国经济的增速下降。滞胀将随之而来。
应对“滞胀”
相对于通胀来说,滞胀更难治理。原因就在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能够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却会将通胀推至更严重的程度;反之,收缩性货币政策能够降低通胀,却可能导致经济的进一步萧条。
因此有专家认为,货币政策必须与减税、增加公共支出等财政政策共同使用,逐步消除滞胀的现象。
白朋鸣表示,避免中国经济陷入滞胀应当着重注意两个方面。首先,产业结构升级不能急功近利。部分舆论认为,中国紧缩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政策有利于倒逼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实际上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已经根深蒂固,过激的调控政策会导致我国实体经济受到影响,从而我国经济陷入滞胀的可能性增加。
其次,政府在解决通胀的过程中,应当及时通过减税、加大财政支出来完成刺激实体经济发展的目标,保证实体经济平稳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则认为,中国存在“滞胀”的风险,在于目前的体制。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相当部分的要素和资源,只要其愿意,理论上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来支持投资的扩张。
他认为,从短期看,中国摆脱“滞胀”威胁的关键在于抑制政府的投资冲动和财政需求,这意味着长期利率要上抬以实现一个积极真实利率的经济。
从长期看,中国的经济前景取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加快居民、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上的调整,挖掘国内需求;减少垄断、放松行政管制,激发私人部门价值型和创新型增长;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降低过剩储蓄,实现向内需主导的转型,为全球经济创造“净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