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通胀:至少还要加息7次
专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殷醒民
来源:中国企业报 作者:本报记者王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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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殷醒民治理通胀:至少还要加息7次
殷醒民
5月第一周,央行在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资金260亿元。相对于市场上的万亿资金和高企的外汇占款而言,这点资金无疑是杯水车薪。业界专家普遍认为,就目前来看,通胀压力不减,加息预期难除,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仍是对冲外汇占款的最优选择。
央行最新表态,根据形势发展要求,继续运用利率等价格调控手段,调节资金需求和投资储蓄行为,管理通胀预期。至于存款准备金率,央行再次强调这是针对由外汇流入等导致的偏多流动性,其运用力度和调整空间取决于多个可变的条件,因此并不存在绝对上限。
“加息只是一个信号,或者说是一个策略,起一个稳定消费者信心的作用。这样来看,加息还会比较缓慢,起一个安慰的作用,这就很难讲具体加息到哪个数字,最终到什么程度。而从根本上来说,治理通胀需要两种手段并用:加息和控制货币供应量。”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殷醒民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难抑通胀
《中国企业报》:多家机构预测,4月份CPI同比增幅仍在5%以上,有的甚至预测为5.5%,通货膨胀上行压力较大。您认为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这种局面?
殷醒民:关于今年的通胀压力,我个人认为,第一,整个2011年的通胀将会比较高,肯定要比2007年和2008年高;第二,今年的通胀不好解决,即使利率提高到5%至6%也很难解决。治理1995年至1996年那次通胀,把利率提高到10%,过了两年才把通胀水平降下来。
目前通胀率之所以这么高,第一,主要原因是2009年的货币超发。我们知道,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货币数量的增加超过了实际经济的增长,从而有更多货币追逐资产和商品,而资产价格暴涨触发和加剧了通胀。所以,减少货币供应量势在必行;第二,全球进入了通胀时代,这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后遗症,是美国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但中国的通胀比全球来得要早;第三,外部因素包括利比亚局势、日本地震对通胀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企业报》:去年以来,央行已连续10次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并达到20.5%的高位,但目前通胀形势依然很严峻。您认为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对解决通胀问题有多大帮助?
殷醒民: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对解决通胀问题帮助不大。解决通胀的两个主要工具,一个是数量型工具,一个是价格型工具。在中国,根据过去两到三次的通胀经验来看,基本方法应该是采用价格型工具。因为价格型工具会涉及到所有资金使用的成本,而资金使用的成本最终表现为价格,对治理通胀更有帮助。
同时,要把货币供应量降下来。整个2011年的货币政策基调是稳健的,这意味着2011年和今后一段时期货币会继续增发,这样的话,2011年的通胀不可能根本解决。如果不增发货币呢?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不增发货币,经济就会陷入衰退,这难免会面临两难境地。
加息是解决通胀问题的主要手段
《中国企业报》:目前央行已连续加息4次,现在的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25%,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31%,但现有利率水平基本上维持在几年前抗通胀时的水平。您认为还会加息吗?
殷醒民:会的。必须加,连续加才能真正解决通胀的问题。一年期存款利率至少应达到5%以上,即使到5%,还是负利率。这样的话,就需要多次加息,我个人认为至少还可以加息7次。
而且,目前国内对通胀的估计是严重不足的,这样就导致利率上调的时间滞后。以往治理通胀的经验表明,应该在通胀还未出现时上调利率,而不是在通胀出现后才做。货币政策应该是预警式的,而不是救火式的。目前,国内的货币政策变成了救火式的。
《中国企业报》:之前,不少人预计今年会加息两次,您预计的次数比他们还多。加息的次数太多,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否太大?
殷醒民:负面影响肯定是有的,但主要是1年以后的事情。这主要取决于宏观政策制定部门对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判断。这种判断的基本点是:我们能够容忍通胀到什么程度?否则,讨论加息多少次是没有意义的。现在的形势是,看上去不能容忍,实际上在容忍。
加息的基本特征是这样的:利率上调是渐进和缓慢的,下调是迅速的。这是全世界的规律,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这样来看,整个2011年应该是利率上调周期年,而且上调是缓慢的,这样可以避免对经济冲击过大。
《中国企业报》:有经济学家说,如果目前的局势持续下去,中国经济会在2013年左右“硬着陆”。您认为会这样吗?
殷醒民:这里面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软着陆”有利于中国经济,还是“硬着陆”有利于中国经济?
我个人判断,考虑当前的实际经济运行和其他国内外因素,“硬着陆”更有利于中国经济。上一次即2009年的经济复苏是迅速的复苏,是短期的调整,而不是3年、4年。从历史经验看,“硬着陆”更有利于经济的恢复,“软着陆”时间太长了。
人民币升值不一定能抗通胀
《中国企业报》:在4月29日首次升破6.50关口、进入6.49区间后,人民币上周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小幅回落,在6.50区间震荡走稳。分析人士指出,预计人民币将继续维持渐进性升值的趋势。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值能抗通胀,您认为呢?
殷醒民:人民币升值是一个长期趋势,这是10年来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理论上来讲,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定会转化为贸易顺差,因为中国商品的竞争能力更强了。
但目前的局面是,国内面临通胀,外部环境面临着人民币升值,这对宏观经济带来一个两难困境,两者如何来平衡?是以内部平衡为主?还是以外部平衡为主?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上来讲,都应该是以内部平衡为主。但在2007年和2008年,当时以外部平衡为主,导致了2007年和2008年的经济波动。
就2011年和2012年来说,我个人判断,应该是以内部平衡为主,把治理通胀当做首要任务。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贸易出现首次逆反是有利于抗通胀的。我认为不见得。这很可能是外媒或者说是美国的主张。如果按照美国的意愿来做,中国很可能面临通胀和人民币升值的内外夹击。如果产生货币超发型通胀、成本推进型通胀,加上外部环境,中国经济可能面临很大的难题。
《中国企业报》:您觉得行政干预手段能解决目前的流动性泛滥问题吗?
殷醒民:行政干预手段可能会加剧经济的波动,并不一定能达到干预的初衷,虽然初衷是希望经济稳定,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现实生活中,房屋也好、商品价格也好,都会把货币超发的因素反映出来。你看看价格控制的效果就会明白:刚开始控制时,价格暂时下来了,但一段时间后,价格就会反弹,而且反弹后的价格上涨幅度更大。
想想看,企业的成本在上升,你压着不让商品价格提高,结果只会导致社会资源的错误配置。市场经济运行有它自身的规律,行政手段硬管的结果,是社会资源配置的错位。
加息使企业运营成本上升
《中国企业报》:目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等举措会对企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殷醒民: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会造成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接下来,它会将上升的成本转嫁给市场,价格会将上升的成本消化掉,这样又会引起新一轮的通胀。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商品价格已经上了一个大台阶。除了个别农产品由于季节因素价格在下跌外,整个物价水平都在上升,而且这已经成了一个大的趋势。再者,中国的宏观经济水平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上升的成本最终会通过价格转嫁出去的。
《中国企业报》:加息会不会让本来就严重的产业空心化现象更加严重?您认为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殷醒民:空心化现象存在,但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而且空心化的局面不像估计的那么严重。投资的风险是很大的,投资人决策的时候会考虑。温州可能在这方面的情况严重一些,但温州经济只是中国经济的一小部分。
《中国企业报》:您觉得未来的利率浮动水平会是什么样的?
殷醒民: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治理”通胀的时候了,而且引发了“成本推进型”通胀,最终加剧通胀局势。
我个人判断,2011年是高位运行的通胀,估计到2013年,两年的货币超发通过两年的通胀,才能使经济回落到正常状态。这是经济复苏需要付出的代价。
现在实际上还在增发,还不是严格地控制货币超发,还是在容忍通胀。加息只是一个信号,或者说是一个策略,起一个稳定消费者信心的作用。这样来看,加息还会比较缓慢,起一个安慰的作用,这就很难讲具体加息到哪个数字,最终到什么程度。
根本上来说,治理通胀需要两种手段并用:加息和控制货币供应量。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负利率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