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通胀预期的抉择

应对通胀预期的抉择

去年以来，政府运用包括临时价格管制、开征房产税、住房限购令在内的一系列措施干预物价，并透过利率引导、总量控制、公开市场操作多种手段，连续收紧银根。展望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取向是积极稳健、审慎灵活。但在相机抉择过程中，以应对通胀而非保增长为着力点，将稳定价格总水平置于突出的位置。

稳定价格总水平与管理通胀预期是同方向的命题，但价格上涨并非一定就是通货膨胀。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点，是管理通胀预期政策抉择的重要前提。夯实农产品供给基础引导农业经济经营之路

由于自然环境、生产环节或流通过程的原因，导致产品供给的总量、结构与需求脱节而形成的物价上涨，不应视作通货膨胀。这种情况，在农产品供应中较为常见，并且导致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去年，一些地方采用行政强制的办法控制较快上升的农产品价格，虽然在短时间内对降低城市居民消费支出有立竿见影之效，但农民利益增长的期望却未被顾及。从较长时间看，势必削弱农产品供需平衡的“蛛网效应”，打击生产者在价格行情引导下增加农产品供给的积极性，最终损害对城市消费者供应的保障基础。较为可取的应急之计，可以是增加农业生产补贴，相应提高粮食等农产品收购价，并对部分城市低收入家庭和人群适当增加农产品消费补贴。长效之策，则在于夯实农产品供给的基础。主要有：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等薄弱环节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条件，进一步实施政府减税让利政策，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培植适应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引导农业经济走上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之路。向中国创造转型增强经济发展主导权

技术性能更新、功能更全的新产品替代旧产品，受消费者青睐的名牌产品挤出非品牌产品，往往成为同一产品价位不断攀高的支点。这种现象乃市场竞争使然，也是科技进步必要的途径，似乎也不应归类于通货膨胀。值得关注的是，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对许多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的垄断，不仅瓜分了产品经营的大额利润，而且把控了产品定价的重要话语权，其专利价格的波动每每左右着产品成本的高低，因而也牵动着价格走向。凭借这种优势，他们可以转嫁成本负担并获取更大利益。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售出少量高新技术含量产品，就能换取发展中国家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并可规避通货膨胀之苦。可见，创造和拥有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对于增强市场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权，是极为重要的。依靠高素质人才和科技进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人口红利”是我国的一大比较优势。据权威人士披露，在劳动力充裕的条件下，2000—2007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0%以上下降至不足40%，下降了12个百分点；目前工资收入只占企业经营成本的10%，而发达国家则为50%。然而，近几年来，我国“民工荒”的情形越来越普遍，劳动力价格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这预示着与我国人口结构变化以及“老龄化”相对应，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行将消失，“刘易斯拐点”开始到来，将成为物价抬升重要的、长期的成本因素。这种状况与货币流动性无关，同样不属于通货膨胀现象。但是，对我国较长时期以来实行的低劳动力成本、粗放式经营和倚靠外部市场的发展模式而言，无疑构成严峻的挑战。从有利的方面看，这也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强劲的压力、动力和难得的机遇，有利于加快结构调整，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更多地依靠高素质人才和科技进步并通过资本集约的途径发展经济，有利于形成合理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教育水平的长效机制。多层面增加住房供给给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

房地产价格不断抬升也是从成本上推高物价的重要因素。当前房价增幅过快过高，既迫于供给方面的乏力，也出于需求方面的拉动。从供给上看，我国土地资源的短缺决定了房地产供不应求的长期性和必然性，责权不匹配以及政绩评价考核的片面性，导致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有着强烈的偏好，这种偏好在为城镇建设和繁荣输入巨量资源的同时，也人为地加剧了房地产的供求矛盾。从需求上看，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条件下改善住房意愿的增强，流动性充裕引起的大量资本对房地产的追逐，对房价上涨的乐观预期形成的投资投机冲动，都在强力助推需求的扩大乃至泡沫的生成。

由于房地产对其它许多产业的带动作用巨大，其价格走向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选择和生产者的信心指数，往往被视为宏观经济态势的风向标。房地产价格行情陡然上升或急速低落，都会伤害经济的正常运行。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人属意以培植住房、家用汽车等产业为出路振兴经济。在各项利好政策和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这种期待渐趋佳境，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消费结构华丽转型和生活质量大幅提升的重要推手。在此背景下，受“买涨不买落”的心理驱使，消费者的购买欲望空前地被激发起来，出现房价一路走高的景况。对此，人们既满意又不满意，不少人极不满意。近两年来，政府实施防堵房价过快攀升的新政，但效果差强人意。值得追问的是，这些政策的取向是什么？为了促成社会都能满意的房价水平吗？为了挤出经济泡沫吗？实际上，从经济运行的实践和房价涨跌的长期趋势考察，住房供给的短缺性、需求的多样性与可变性、价格与收入变动的相关性、作为价值符号的纸币的流通量与商品价值标示的相对性，基本决定了其价格上行的不可逆性。设想的人皆认可的房价水平是不可求解的。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人人买得起房只是一个理想境界，就像陕西找到华南虎一样。”同时，从供求关系上分析，还难以作出我国房地产已经泡沫化的判断。当前，从缓解供求关系入手，采用某些权宜之计甚至施以狼虎之药，及时控制房价上升过快过猛的势头，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其中多数做法不应作为长久之策固化下来。否则，很可能有损于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甚至招致最糟糕的滞胀并存的局面。

笔者认为，破解难题的关键在于形成政府与市场的运作合力，多层面、多渠道增加住房供给，并且首先从结构上入手对接供需。政府着力于投资并且引导社会力量投资于公租房、廉租房建设，增加与低收入人群需求相适应的住房的公益性供给；商品房的供给主要交由市场来解决，政府给予“游戏规则”上的指导与介入。这种考虑，从民生、收入分配调节的角度看较为合理与公平，对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也较为有利，符合当前中国国情，也与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大致吻合。此外，在抑制住房投资投机需求的同时，有必要为社会充裕的流动性拓展相应的导流渠道，给通胀预期减压，也给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可选择的一是进一步发展完善资本市场，在政策导向上提振市场信心。二是在我国金银产量不断提高、储备持续增加的背景下，从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并举，兼顾实品交易的专业性、便利性和可控性入手，培植繁荣金银市场，使之成为收放流动性和调节纸币流通量的可操作手段。以组合方式推出“政策复方”防范经济大起大落

当前，抑制流动性过剩是管理通胀预期的关键所在，这意味着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渐次消退后，大规模实施的刺激经济的扩张性政策必须淡出。然而，“超越凯恩斯主义”并非易事。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尽管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努力成效日显，但经济回升与下滑的参数仍然复杂互见。在一些国家陆续推出收紧货币政策的同时，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却阴霾未散。尤其令人关注的是，由于经济复苏缓慢，美国两轮出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虽然未必对其实体经济产生多大影响，却大有导致国际美元贬值和流动性过剩并演变为全球通胀之势。人们既忧虑通胀不期而至，也担心通缩再次光临。各国政府在一手应对通胀预期的同时，还要一手防止经济滑坡，无疑大大增加了相关决策的难度。在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实行的保增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国内市场的流动性大量增加。受美元走弱以及国际基础产品价格不断上扬的影响，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持续增强。今年，控制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仍然很大。国际金融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期待，也不可避免地促使一些热钱从不同渠道流入国内市场。大量资本追逐资产，极有可能催生新的经济泡沫。与此同时，受国际国内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外贸依存度过高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将处于欲止难休、欲纵不能的两难困局，扩大内需之路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在这种情势下，以组合方式推出进退有据、机动平稳的“政策复方”，以防范经济的大起大落，无疑是最优选择。比如，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将货币收缩措施与减税、增加民生建设及其他公共投资等财政扩张措施相结合；将保障农产品等消费品供给的政策与扩大消费政策并暂时遏制某些产品需求过旺的政策相匹配，有助于解决发展中一些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将结构性财政货币政策与总量调控相对接，并把前者作为实现宏观管理目标的重要条件，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质与量的统一。

总之，管理通胀预期，应正确认识诱致价格上涨与通胀发生的各类因素的联系、区别及其作用机理，以市场之力为先，激发经济主体自由选择、自我调节和适应竞争的活力，充分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功能；以政府之手为援，相机抉择、合理引导、适度调控，适时熨平经济波动，弥补市场缺失。

（陈齐芳单位系江西省社科院、林加奇单位系江西省国资委）